■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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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奧運之於北京,上海亦欲以世博作為加冕全國乃至遠東經濟中心的奠基禮。遺憾的是,歷史曾經給予了上海機會,但上海沒有抓住。而從全球經濟格局和中國未來經濟發展趨勢來說,上海離中國經濟中心和遠東經濟中心,已漸行漸遠。

上海對於“遠東經濟中心”的記憶,更多的應源自民國時期。不過,這種地位,乃是特殊時勢造就。

由於港口位置優良,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定後,上海成為對英國通商口岸之一,後來,列強相繼在滬設立租界。租界的存在使其未被戰火所波及,並享有實際獨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國際聯繫,成為東西方貿易交流的中心。至20世紀30年代,上海超越香港及東京,成為遠東最繁榮的港口和經濟、金融中心,被譽為“東方巴黎”。

同時,上海離民國時期的首都南京很近,當時民國政府實際實行雙都制,南京為政治首都,而四大家族所掌控的幾大銀行的總行無一例外的都在上海,上海是事實上的經濟首都,集合了當時的全國經濟資源。

但是,隨著時世的變化,上海逐步失去了優勢。

新中國將都城由南京改為北京,且以天津為其屏藩,上海不再有民國時期獨大的地位。而在毛澤東時代,上海雖仍被“計劃”為中國經濟第一重鎮,但中國發展遭遇長期停滯,矮子叢中,豈有巨人?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GDP排名中,東京高居全球之冠,首爾、大阪、京都、橫濱、名古屋、北九州、香港等亞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台北,新加坡則緊隨其後。

事實上,隨著日本、韓國、台灣等國家的崛起,上海逐步衰落。二戰以後,日本經濟迅速騰飛,東京逐步成為遠東經濟中心,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首都,其國際影響力遠超上海。2008年,東京經濟總量幾近十倍於上海;70年代之後,韓國漢城(今首爾)逐步崛起,直到80年代借奧運成為國際化大都市;香港和新加坡作為亞洲重要的自由港,其地位遠非上海可比;隨著台灣經濟騰飛,台北、高雄等也成為亞洲重鎮。

20世紀之初,亞洲唯東京、上海、香港;21世紀之初,卻已是群雄競起,上海雖被著力打造為東方之都,但其中心地位被稀釋殆盡,光芒逐步暗淡。

在國內,上海的影響力亦被日益稀釋。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地均已啟動發展步伐,而這種自發的、內驅式的發展,其動力和持續性,遠勝於行政力量的計劃安排。

在改革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機,直到1992年才開始真正改革,不僅落後於深圳及珠三角、長三角其它城市,甚至滯後於一些內地城市。珠三角的崛起,使當時的經濟中心從上海轉移到深圳、廣州等城市。

而長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義上上不僅沒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強,反使上海的區域性中心地位有所降低。從1978以來,上海在長三角中的經濟份額,從近一半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而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城市卻發展迅猛。以蘇州為例,其占都市圈經濟的份額從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經濟總量上僅次於上海。而在製造業領域,長三角其它區域更全面超越上海。

中國區域經濟的群體性崛起,以及條塊式的政治與經濟體系,亦制約上海成為經濟中心。

雖然最近上海被中央批准為中國金融中心,但是,由於金融監管中心、央行、四大國有銀行總部均在北京,上海並無號令天下的優勢。同時,在中國的特殊體制下,銀行運作按區域進行,上海市的建設銀行,並不比內地一省的建設銀行級別高。

上海在今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中僅列第31位,大幅落後於中國香港、東京、新加坡等城市。金融人力資源的數量與質量,是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的決定因素。世界上眾多金融中心,金融從業人員占就業人口比重均為10%以上,中國香港為14%,而上海金融業員工約20萬,僅占1%。

在上海宣布成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時候,先後有北京、天津、深圳、重慶、大連、武漢、西安、杭州等宣布要成為區域乃至全國的金融中心。

這種條塊分割模式,使上海無法完成對於全國資源的吸納,不具備利用全國經濟資源的能力。

相較上海,深圳背靠香港,未來的省港一體化,將給深圳帶來巨大的機遇。使其戰略縱深遠超上海。

《深圳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獲批後,深圳擬將特區擴大到龍崗、寶安及光明新區,如此,深圳特區的面積將放大到現在的五倍。目前,深圳特區以全市面積的五分之一,卻創造了52%的產值。以前,深圳特區有限的空間被工業園區、科技園區、商業區等重重分割,各地區經濟模式相對獨立,產業無法有效整合。一旦深圳擴區,其未來釋放的能量將是龐大的。

目前,香港與深圳兩地面積3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多萬,兩城聯合,將解決彼此戰略縱深問題;香港是亞太地區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深圳的金融業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已達9%,深港在金融方面合作前景廣闊;香港的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90%,為全球主要城市中占比最高的,而深圳發達的製造業與國內首屈一指的高科技產業,與其正好形成產業互補;深圳的企業在國內富有競爭力,而香港具有強大的對外輻射能力,深港一體,將使深圳更具全球性的影響力。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將使深圳成為物流中心的設想變為現實。

在軟件方面,香港多年來一直被譽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方,擁有健全的司法體系和嚴密的知識產權條例;自由港的身份與體制,貨幣自由兌換,資金自由進出,人員自由遷徙,全球信息無障礙流通。深圳一直在管理模式上向香港學習,是內地在管理模式上最接近現代化的城市。這種優勢在全國獨有一無二。一體化的深、港比上海更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國參與全球化競爭,作為中國經濟中心,與紐約、倫敦、東京分庭抗禮。成為新的特大國際都市中心。

珠三角9個城市在同一個省份中,不僅地域連接,發展水平接近,而且有較相近的產業基礎,最容易實現一體化。而長三角16個城市分布在江、浙、滬三大省級行政區域,行政協調成本相對偏高,甚至很多城市與上海之間充滿同質化競爭,部分中心功能被分流。在引用外資方面,蘇州直逼上海,寧波則一直希望在港口航運方面與上海平起平坐。在對民營企業的吸附能力上,長三角城市遠超上海。從上海遷走的眾多民營企業,大部分搬到這些周邊城市,杭州、南京作為省會城市,其省域中心地位,亦將削弱上海的影響力。

某種意義上說,深圳不僅與香港之間存在互補,亦與珠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的東莞、惠州形成互補。而深港中心,與廣佛中心,珠澳中心形成的珠三角中心,又形成了全國的輻射與產業互補。如此,則深圳形成了三重戰略縱深,在全國的自由經濟競爭體系中的作用,非任何城市可比。

不過,正如日本抓住歐洲短期衰落而美國崛起的機會,以融入美國經濟體系而崛起一樣,中國的崛起,亦將使一大批城市成為潛在的中心,而上海作為呼聲最高的城市,其空間巨大。

上海的未來發展,除建成金融中心等發展大戰略外,更需要是“軟”略與遠略。

如在城市定位上,上海過高的政治地位,使其社會及經濟綜合改革受到制約,未來或可通過主動降低城市行政級別,獲得相應活力;而在社會流動性、活力與創造力方面,上海亦可部分趨近深圳,在全球及中國範圍,無論美國當年的崛起,或者深圳的崛起,大量的移民以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都將培養一種多元而廣博的現代文明,對社會活力和創造力起到巨大作用。民國以前的上海,同樣也是一個移民之城與活力之城。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在市場化方面取得突破,無論是成為金融中心,還是解決“為什麼上海出不了馬雲”的困局,市場化都是上海未來久遠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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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officemei | 2009-08-19 10:31 |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