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

e0094583_20563778.gif儘管日本這個國家十分重要,並且不斷地和中國發生各種各樣的關係,中國人也看似對日本談得頭頭是道,但是讓人們說出中國人創作的關於日本的文藝作品和著作卻很難有統一意見,甚至於沒有佳作可以作為談資.
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顯然不能滿足國家內政外交的需要,也不能對中國讀者和民間以有效的告知和引導.

毫無疑問,日本侵華是中國人的心靈痛苦,但是如果過度沉迷於歷史,無視和漠視日本值得我們清醒借鑒的所長,則是中國人的缺憾乃至損失.戰爭的損失有形,“忽略日本”的損失無形,後果卻同樣深遠.

當中國GDP躍居世界第三,日本卻還橫亘在前面,綜合國力高出中國五個身位,並向中國提供了富士蘋果,卡拉OK和幾乎所有的電視拍攝轉播設備,甚至在中國人祖傳的陶瓷,中藥等領域具有某些優勢,距離,差距遠不止這些.
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鬆認為,對於日本,要把愛和恨放在一邊,在理智與情感之間尋找平衡點.

美國的日本研究著作有世界影響,如賴肖爾的《日本人》,埃莫特的《太陽也會西沉》.1946年問世的《菊與刀》是沒去過日本也不通日語的本尼•迪克特分析日本人文化和性格的專著,為美國占領日本提供了有效指導.
1979年,沃格爾的《日本第一》再次確立了美國對日本研究的巔峰,暢銷全球,被新加坡作為政府官員必讀書籍.
即便如此,美國未來學家阿爾溫•托夫勒認為:“日本對美國的了解要比美國對日本的了解深刻全面得多.”

和日本一衣帶水的中國更有理由在日本研究上有所作為,但實際是流於或輕蔑或譏諷或仇恨或嫉妒之中,難以潛心鑽研,代價總在付出,教訓實在深刻.

中國的研究者曾從階級分析角度出發,認為日政局不穩,工潮迭起,民不聊生,暴力革命指日可待,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在即.到改革開放打開國門,才知道日本已經遠遠走在前面.

二戰後的30年間,哈佛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等世界知名學府都建立了日本研究機構,清華大學直到2009年4月才開始建立.
目前,中國涉及日本問題研究的機構大約有200多家,但是職業專家始終沒有超過日本研究中國的專家人數.
不過狹義上粗略統計,建國以來會日語,適當做些粗略日本研究的大學生,研究生,職業學者至少上千萬人,組成了世界上最為龐大的日本研究大軍;廣義上,13億中國人都在研究日本,甚至小學生和偏遠地區的農民也會瞪大眼睛講述日本的是非,似乎日本政治家也難以望其項背,其實許多人只是一知半解,憑感覺和經驗去想當然,甚至謾罵,侮辱,威脅和自己觀點不一樣的人.

中國的日本研究始終落後於日本的中國研究,也落後於美國的日本研究.
《菊與刀》問世60多年來,其在中國的銷量和影響遠遠超過中國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說明中國人無力取代,認知落後,而當年的日本已不是現在的日本,《菊與刀》不可能解讀和解決許多新問題.世界各國琳琅滿目的日本研究書籍,中國人的作品卻影響不大.

有些“日本通”卻“通日本”,如周作人,汪精衛之流.
而今的有些所謂“日本通”,對日本貌似高深地義正嚴詞,無非是過過嘴癮.
有的研究還摻雜學術腐敗,索要錢物,或缺乏獨立的學術精神,濫竽充數人雲亦雲抄來抄去,論著綱要,套路,口吻幾乎完全一樣,只是換個名字的八股文而已.某些自稱佳作的糙作,一個月就能拼凑完成.可見,中國的日本研究界亟待清理門戶.

正如《日本行,中國更行》作者王錦思在自序中說:“在牢記歷史的同時,也應該看到日本的長處,這對於旨在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至關重要,不可或缺.我偏執地覺得,研究透日本,就能解決中國問題,中國復興指日可待.”
這樣看來,中國在研究日本問題上實在需要再花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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