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

e0094583_15255222.gif日本人口普查抽样快报:老龄化率位居全球第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会造成廉价劳动力短缺。





日本总务省6月30日公布的2005年日本人口普查中的“1%抽样统计快报值”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老龄化率)达到21.0%,超过意大利的20.0%,成为全球该项指标最高的国家。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此次普查中,老龄化率相比2000年的上轮普查增加了3.7个百分点。
未满15岁的青少年人口比例也位居全球最低水平,此外从20岁到64岁各年龄层中,未婚率出现上升。以上各数据进一步证实,已步入人口减少社会的日本正面临愈加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众所周知,上海是个经济高速增长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城市,充满青春活力色彩,但有关上海另一个不太被人关注的事实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正在迅速变老,20多年的老龄化积累,10年的人口负增长,使得上海老龄化速度逐年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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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这座最现代化的城市至少有20%的人口年龄在60岁以上,而60岁是中国男性的退休年龄。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所做的研究,退休老年人在上海逐年增多的老年人口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重,今后每年将新增10万人。而从2010年到2020年,上海每年新增超过60岁的老年人的数字将达到17万。

到2020年,上海将有超过1/3的人口年龄超过59岁(以现有1360万人口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上海的社会结构,并为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新的压力。

在中国,类似的人口变化趋势不仅仅发生在上海。人口专家认为,“银发城市”正成为中国人口发展历史上另一个最大的变化趋势,将给整个国家带来深刻改变。

而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支持研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鼓励生育政策以及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人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造就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劳动力群体,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总的生育率很快从1970年的5.8降到1980年2.24,接近更替水平;然而由于年轻人口比例过大,人口增长惯性不可避免,为了更快地降低人口增长速度,政府在1980年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并最终使中国少生了39000万人。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依靠曾经看似无穷无尽供应的廉价劳动力,造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中国如今有可能很快就要面对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大部分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更多的人愿意生育更少的孩子,这种现象在经济发达欧美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随处可见,这种趋势以及过低的人口出生率将造成年轻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的严重失衡。发达国家为了应对低生育问题都采取各种措施,但收效甚微,以至于一些人口学家认为生育率一旦降到很低便很难再提高。

中国有人口学家把打破造成城乡二元结构、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看作解决城市老龄化问题的途径之一,希望改变这一限制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可以缓解城市廉价劳动力短缺危机,但官员担忧一旦放开户口限制的大门,将引发人口毫无控制的涌向大城市。

随着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工人数量供应越来越少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中国不得不面对生产线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亚洲其他经济落后国家转移的风险,经济增长也将会因此面临压力,这些城市必须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放在提高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为基础的产业上去。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体验了人口中高比例工龄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但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津(音译)说,“随着工龄人口占人口比例逐渐降低,我们劳动力成本方面的竞争力将降低,越南和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最为明显的是印度,世界上另一个正在逐渐崛起的人口大国,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年轻劳动力和更廉价的工资水平,将从中国产业转移中受惠。左学津介绍说,即使在中国国内,许多外国投资者也开始把工厂从上海和其他东部发达城市向内陆转移,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低,劳动者也更年轻。

虽然人口问题对今日的上海还看似遥远,引不起太多人的重视,但人口结构改变对上海造成的实际影响已经开始显露端倪。《纽约时报》文章举例说,如果上海是未来中国的象征,那今天静安区就是明日的上海。静安区内60岁及其以上人口已占到该区总人口的近30%,两年前这一数字还仅仅是22.34%,预计到2015年,60岁以上的老人仍将占到32.03%,而在2020年为39.59%。

一批受到过培训的社会工作者承担起了照看这些老年人的责任,他们定期到这些老年人居住的地方探访,帮助他们打发部分孤独时光和解决一些医疗问题。在许多富裕国家,许多年纪过大的人都会选择到养老院度过余生,而在中国,与老龄人口的庞大数字相比,有这一个习惯的老人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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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某日早上10点,陈美鹃(音译)走过一个狭窄摇晃的木梯,来到住在二楼的百岁老人梁云瑜(音译)家里,她已经在这里住了58年。陈美鹃平均每天要探访5到6个这样的老人,每次到他们家里,她都要与他们聊上一小会儿,对于梁云瑜这样的百岁老人,陈要付出更多精力,每周要去看2到3次,而她总共负责的老人超过200人。

“我女儿总是要我搬到她家里去住,但我总不好意思,”梁云瑜老人说,“我担心会死在她家里,因此更想呆在这儿。”她的儿子,76岁的扎玉衡(音译),是一个退休纺织工人,也是有孙子的人,目前和母亲住在一起。“他把我照顾得很好,”梁云瑜老人说,“但我怕让儿子跟我住在一起,给他添了不少负担。”

扎玉衡对此则毫无怨言,他说:“每天早上我只是把洗脸水端给她,水不热也不凉,剩下的事她自己全干了,自己起床,叠被子,甚至自己做饭吃。”

1998年,张明生(音译)在远离市中心的工业区开办了上海第一家私人养老院,如今,这里已有95%的床位出租出去。“过去,人们不愿意到养老院来生活,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没有后代的人才会到养老院去,”张明生说,“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到养老院养老很普通。”

张明生所办养老院里居住的老人的平均年龄在85岁左右,大部分是几个人同居一室,床位之间彼此隔开。白天,许多老年人聚集在放满椅子的走廊里聊天或者只是望着远处发呆。

《纽约时报》文章认为,以老龄化现象为代表的人口难题已经引起中国官员和学者们的关注,他们努力想找出应对之道,但发现没有简便易行的解决途径,人口专家认为所有的解决办法都是“补了东墙,漏了西墙”。

中国人的退休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推迟退休年龄是解决因老龄化对养老金体系造成压力的手段之一,但此举不但会使年轻人更难找到工作,也会引起一部分年届退休年龄的老人的不满。解除限制内部人口自由流动的户口政策容易引起人口大规模迁移,而放弃独生子女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则将使中国面对更加严重的人口过度增长危机。

不过,中国政府目前也在改进独生子女政策,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个孩子,另外也取消了生二胎必须要在生育第一个子女后四年的政策限制。但中国政府还是难以面对取消独生子女政策的政策风险。

另外,即便没有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也不会对缓解人口双重危机有什么实质帮助。人口专家认为,中国内陆省份的贫穷家庭或许会生育更多孩子,但增长中的中产阶级家庭更倾向于只生一个孩子。

“生育更多的孩子只会改变人口构成结构和推迟老龄化,”复旦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任远(音译)教授说,“但对改变老年人的绝对数量没有任何帮助,老龄人口的庞大规模已经是现实。养老院需要增加的床位和照顾这些老年人所需的劳动力都已是不可更改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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