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迹vs日本奇迹

e0094583_1881361.gif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
環球在綫消息:《日本世界第一》出版25週年國際研討會在東京舉行的時候,主題竟然成了“中國的崛起”。哈佛大學教授弗格爾深有感觸地說,中國在當今世界中的情勢,使人想起從前的日本。從1978年起,中國經濟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長。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舉行,“龍的騰飛”正在成爲世界舞台上激動人心的篇章。




而日本在二戰以後,也有過狂飈突進的高速增長,正是通過1964年東京奧運會、1970年大阪世博會,日本向世人宣佈已經從戰敗的廢墟上重新成爲世界强國。中國奇迹和日本奇迹可以相提幷論嗎?從日本高速增長的遺産中,我們能否得到些許教訓,以避免玫瑰色的願景之下可能存在的致命陷阱呢?

速度
關於日本高速增長,國內學者有“從50年代到80年代將近40年”之說。《高度成長的時代》作者、長期擔任日本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所長的香西泰則特指從“1945到1970歷史上、國際上都少有的近10%的年增長率”。曾任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的金森久雄認爲經歷戰後約10年的混亂之後,日本經濟才進入高速成長時期,“從1955到1972年,達到平均9.3%的實際增長率”。

至於中國,雖然世界銀行1992年的報告中就有“中國奇迹”的說法,但中國經濟的真正發力是自那時開始。根據經濟普查的最新結果,從1978年到2005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6%,考慮到2008的奧運效果,連續超過30年的高速增長應能實現。而根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的研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1978年至2004年間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增加了370%,年趨勢增長率爲6.1%。

然而1950年至1973年,日本的人均GDP增加了460%,趨勢增長率爲8.2%。日本1952年的時候,生産已經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但國民生産總值祗有法國或者英國的1/3,到1968年日本躍居世界第二位,1970年代晚些時候,已經相當于法國和英國的總和了。中國GDP2003年按匯率計算是1.4萬億美元,排在美、日、德、英、法、意之後。但也有一種算法,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1995年就超過日本達到世界第二。

根據世界銀行《東亞奇迹》的數字,從1960年到1985年,日本人均收入增長了4倍。按香西泰計算,1950年日本人均國民收入祗有美國的1/9,1978年達到美國的80%,和西歐發達國家達到同一水平了。中國的數字按世界銀行的算法,人均收入從1980年的220美元增長到2003年的1100美元,也增長了4倍。根據《中國統計年鑒》,從1978年之後的25年里,扣除物價變動因素,中國的人均GDP和消費分別增加了6.4倍和5.2倍。

質量
平等但奇迹是每個人的奇迹嗎?日本和中國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了。世界銀行對東亞奇迹本質的定義是“快速而平等的增長”,其中包括的是日本、四小龍和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三個新興工業國。對於爲什麽不把中國包含在內,世界銀行解釋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增長不平均。

哈佛大學教授弗格爾的《日本世界第一》,對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又擁有社會的平等給予高度評價。日本學者也對“有特色的中産階級社會共享繁榮”引以爲豪。南亮進認爲中國和日本的高速增長不可比,原因即在於地域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等。根據他的研究,地區消費差距指數日本最大爲1.5倍,而中國爲13倍;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數,日本是0.24,美國是0.40,而中國是0.44。

按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中國城鄉居民基尼系數爲0.47,成爲世界上城鄉差距最大的國家。環境污染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一段時期,生産規模的擴大就意味著環境的惡化: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光污染、化學污染、赤潮等“典型公害”頻發。由於水病等引起的針對污染企業的聲討和訴訟,一度成爲社會熱點。1970年的第64届國會因提出修訂14部與污染公害相關法律、强化大氣水質等規制而被稱爲“公害國會”。著名經濟學家都留重人《公害的政治經濟學》1972年出版;當時日本媒體上甚至出現了這樣的口號:“GNP見鬼去吧!”之後,隨著環境立法、行政指導、民間運動,70年代産業活動的環境污染問題基本解决。80年代重點解决都市生活垃圾問題。90年代後環保重點轉向地球變暖、臭氧層破壞等。

中國今天同時面臨這三重環保難題。聯合國的資源報告1995年就將中國的環境污染列入“最壞”一組,污染狀况最嚴重的世界50大城市中,中國佔了17個。要想使環境狀况明顯改善,環保投入須達到GNP的2%,基本解决要達到1.5%。按國家環保局的統計,1981年環保投資對GDP的比例爲0.52%,90年代後半期達到0.93%,2002年爲1.33%。“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情况,看來還會持續下去。科技含量日本有“技術立國”的傳統。高速經濟增長的歷史,在香西泰等日本學者看來,也就是一連串技術創新的歷史。技術的引入和消化吸收功夫,堪稱世界典範:大型發電機組第1號是輸入,隨後徹底研究開發,第2號就是地道的國産品了。

日本和美國貿易産品爭端從紡織品到彩電、鋼鐵、汽車再到半導體的昇級歷程,就可以看出日本技術創新的歷程。至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商界領袖盛田昭夫要《對美國說不》,依仗的也正是日本産品技術上的優勢。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機構(NUIDO)的報告,中國高技術製品出口1985年還不能入圍25强,1998年却昇到第11位;中等技術製品1985年也在排行以外,1998年達到第13位,而佔第一位的還是低技術産品。反映一個國家工業實力的工業競爭力指數(CIP),中國從1985年的61位上昇到1998年的37位。德意志銀行報告稱中國高附加值産品未來3到5年將以30%-40%的年增長率强勁提昇。

這些標誌著中國在技術方面正在進步,但考慮到其中外商投資企業所佔比重、以及研發投入和體制弊端等因素,中國能否真正自主創新,還需更長時間觀察。日本東海大學教授唐津一2004年12月出版了《中國追不上日本》,依據就是日本技術方面的自信。

遺産
企業日本企業模式(終身雇傭、年工序列、主銀行制度)的功勛和局限至今仍在爭論,但畢竟誕生了一批像索尼、丰田、松下等世界級企業,它們作爲日本産業活力的基礎,使得國民的生活由貧乏變成富裕,也提昇了日本的國家競爭力。哈佛大學教授弗格爾將日本企業、尤其是大企業歸結爲日本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1958年日本祗生産不到10萬輛客車,整個1970年代早期,德國大衆都是美國市場首屈一指的出口者。但是很快,丰田和尼桑在美國的銷量就超過了大衆,1978年本田又將大衆甩在了後邊。

日本企業的競爭力如此之强,以至於爲避免政治反彈,他們在出口歐美方面不得不實行自主規制。日本學者認爲,日本真正的底力是私人企業不可遏止的活力:它源自明治維新時期出售官辦工廠,歷經戰後“財閥解體”洗禮、80年代的國鐵電報民營以及“失去十年”的重組的凄風苦雨,從近來經濟復蘇的足音之中可以聽到它最新的回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遺産之一是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猶如希臘神話中奧吉亞斯的牛圈,養了3000頭牛,30年沒有打掃,積重難返可想而知。而民營經濟在量上雖佔半壁江山,但何時能够産生日本那樣國際上有競爭力的企業,尚難預料。

日本企業走出國門一箭多雕:沖抵貨幣昇值對出口壓力、緩解貿易摩擦、提昇國家影響力,其中經驗,值得正探索“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借鑒。政府早期研究日本經濟奇迹的國際學者,較多强調政府産業政策、行政指導的作用,世界銀行在解析日本、東亞奇迹時,也對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給予高度評價。不過後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對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和效率提出了質疑。例如香西泰這樣的官方經濟學家直言不諱地說:“日本的高增長率不是少數精英計劃的結果,而是靠國民勤勞精神以及日本企業家進取不已的努力來達到的。”一些從通産省出來的人還曾對它的荒謬政策及惡果提出過辛辣批評(津上俊哉)。至於小宮隆太郎,貫穿其所有著作的主題,是對於經濟計劃和政策當局的干預能帶來什麽好處表示懷疑。

但儘管如此,日本發展過程中相對廉潔的政府和高效的社會治理系統,仍不失爲值得深陷腐敗泥潭的發展中國家效法的典範。日本也有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曾就政府作用問題將中國和日本相提幷論,例如神戶大學教授、現任駐華公使的加藤弘之認爲,相比很多發展中國家高效率和廉潔的政府官僚嚴重不足,“日本和中國經驗中共同點是政府官員隊伍中有著最爲優秀的人才”。

對天兒慧、中兼和津次等多數學者而言,中國的腐敗問題要比日本令人頭痛。對此中國學者有著更切身的體會。林毅夫等把腐敗問題列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最令人憂慮的問題之一,而吳敬璉則數十年如一日不停地用“尋租”解釋腐敗的成因及其對經濟和社會的毒害。社會伴隨著日本高速經濟增長,物價飛漲和環境污染等“陰影”也日益突出,導致國民對經濟增長目標深刻的失望,幷在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初期,釀成大規模的學潮和工潮,社會一度動蕩不安。1974年日本政府的《經濟白皮書》便以“超越增長經濟”爲副題,注重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通過立法和再分配政策,調整收入差距,治理環境污染,改善生活質量,爲一個以中産階級爲主體、平等享受發展成果的法治社會奠定基礎。

中國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2005年提出建設和諧社會,具體路徑尚在探索之中。日本駐華公使加藤弘之日前在北京的一次演說中提到,從兩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看,中國比日本落後40年。當時一位聽衆提問:“中國追上日本,還需要多少年?”加藤弘之回答:“不知道。”這是一個問題。但更現實的恐怕是如何改善增長質量,實現繁榮共享,以及避免日本高速增長之後泡沫崩潰的悲劇。從這個意義上說,答案取决於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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