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成為粗魯代名詞?

e0094583_20565728.gif陋習玷污中國形象 民族素質亟待提高

一、陋習屢遭側目 “中國人”成為粗魯代名詞
1、大陸遊客令人厭惡 諸多陋習備受抨擊
許多人回國後反映,當他們看到境外許多景點帶有中文提示的警示牌,而且只有中文提示的時候,常常感到臉紅。如歐洲、美洲等許多國家的很多地方都豎有警告牌,上面只用中文寫“不許隨地吐痰”,老撾Luang Prabang的一些車站廁所牆上只用中文寫著“中國人,便後請沖水!”,泰國一家自選市場的走廊上有“請勿亂丟果皮紙屑”,荷花池邊有“不能在這裏洗手”,“土地神”前的象、馬雕塑旁有“不能坐在大象和馬的背上”,就連廁所裏也有“請保持清潔”等等的中文標誌……(上海東方網)




當大批遊客成為中國的最新出口品時,“中國人”卻成了不文明、粗魯的代名詞,有的境外旅行社和賓館甚至因此拒絕接待中國旅遊團隊。有人提出質疑:一個宣稱是“禮儀之邦”的地方,卻缺乏應有的禮儀;一個標榜“文明古國”的國度,文明的火候還差很多;一個最好“面子”的民族,許多時候言談舉止毫無面子可言;一個從“髒、亂、差”著手抓了20多年精神文明建設的國度,為什麼連隨地吐痰都改不了?(廣州《南方週末》)

據歸納,中國人有“七宗罪”廣受海外批評:
①、髒:隨地吐痰、隨處便溺,亂扔垃圾,不愛護環境和公共設施;
②、吵:在飛機上、餐廳裏,毫無顧忌地喧嘩吵鬧;
③、搶:排隊加塞,不講秩序,幹什麼都要搶先;
④、粗:大庭廣眾之下赤膊袒胸、脫鞋脫襪,禁煙區依然悠然自得地吞雲吐霧,  在宴席上把腳擱在椅子上或者盤腿而坐;
⑤、貪:吃自助餐多拿多占;
⑥、窘:不修邊幅,西裝革履者卻蹲在街頭,或衣冠不整、身穿睡衣在酒店串門;
⑦、潑:遇有糾紛惡語相向。(北京人民網)

2、有錢並不代表素質 改變陋習絕非易事
對此,中央文明辦協調組組長李小滿表示,將用3年左右時間,實施“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行動計畫”,維護國家的榮譽和尊嚴,增強國家的“軟實力”。“旅遊文明”成為一個公眾熱點話題,遊客的不文明行為與“國格”聯繫在一起,大約是從去年9月香港狄斯奈樂園開園時開始的。(湖南紅網)

去年8月11日,《參考消息》以“臺灣人擔心大陸遊客不拘小節”為標題,轉載“臺北中央社”的報導:“香港迪士尼樂園9月中旬熱鬧開園,第二天登上媒體的不只是歡欣的畫面,還有大陸遊客插隊、蹲踞路邊,小孩隨處便溺等負面消息”,“連這次來台的‘大陸赴台旅遊考察團’官員,也出現在飯店禁煙區抽煙的情況,能出境的多數是13億人口中的中高收入者,但有錢並不代表素質。”

這條不足600字的報導,引發了中國高層領導人的震動。據人民網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當即批示,提高中國公民文明習慣,除社會上的宣傳教育以外,還要進一步研究切入點,其中旅遊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廣州《南方週末》)

但是,時隔一年,旅遊不文明行為仍然十分普遍,有關部門出臺這樣的“國家級”的文件來規範最起碼的個人行為,好像還不多見。這也說明要改變陋習絕非易事。(北京國際線上)

3、妨礙中國國家形象 遊客醜行震動高層
據中國國家旅遊局提供的資料顯示:2005年,中國公民出國(境)人數達3100萬人次。據世界旅遊組織預測,202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旅遊目的地國和第四大客源輸出國。隨著中國公民旅遊人數的迅速增長,一些公民在旅遊中的不文明行為時有發生,影響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提升中國公民旅遊文明素質,既是踐行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舉措,也是塑造中國公民良好國際形象的迫切需要。(北京新華網)

中央文明辦有關負責人說:“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經濟上有條件走出國門時,不經意間許多不文明舉止被帶到國外。一些人口袋裏錢多了,便覺得了不起,也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待自己。可是,從某種程度上說,每一個出國的中國人,都是中國的形象大使,他們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海外形象,甚至關係到中國軟實力的消長。”(廣州大洋網)

有評論者指出,自1952年的“愛國衛生運動”和1981的“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之後,又一場自上而下的生活習慣改良運動在中國大地展開。所不同的是,前兩次是社會內部的運動,而這一次是因國際交往而起。中國政府把這次行動與提升國家軟實力與國際地位相提並論。(廣州《南方週末》)


二、頻頻失禮為何 尚需探究歷史深層原因
1、封建遺毒作祟 民眾缺乏責任感使命感
中華泱泱禮儀之邦,何以在最基礎的禮儀方面出現問題?國際關係學院文化與傳播系教授郭小聰認為,歷史的拐點出現在明中葉以後。唐宋以前,中華文化是優雅的代名詞,中國是禮儀輸出國。史載中國商人到東南亞去,被看作來自禮儀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費食宿。日本和朝鮮對中華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趨。明中葉以後,隨著人口增多,遊民越來越多,社會問題無法在家族內部解決,遊民們組成秘密教門、會黨、行幫、商幫等“江湖組織”,社會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北京中國網)

中國人非常講究家庭衛生和秩序,常常是窗明几淨,一塵不染。為什麼中國人在小家裏有“家”的意識,而到了公共場所的大家裏就沒有了“家”的意識了呢?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值得研究和深思的現象。

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秉承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國土皆屬於君主,而臣民不僅一無所有,且連人身也是依附關係。正是千百年來中國老百姓都是被統管的對象,他們便沒有國家主人的感覺。在他們的潛意識裏,天下不是他們的,天下的事也跟他們沒有關係。他們只有在回到自己的窩裏時,才能感受到短暫的安全和溫馨。因此,他們對家以外的環境不僅沒有多少感情,而且因為權利被不斷剝奪,甚至對外部環境產生一種“憎恨”!於是我們經常發現,人們對公共環境總是麻木而沒有責任,甚至一有機還會在“王土”之上發洩不滿或者搞搞惡作劇。

社會發展到今天,中國老百姓這種傳統“意識”並沒有多少改變。總是你叫我幹啥我就幹啥,你不叫我幹啥,我可以明著不幹,但一旦遇有不被監督的“空隙”時,非要逆反著偷偷地幹……他們依然把國家和公共環境當作與他們利益無關的“身外之物”,他們依然承傳了“歷史”養成的缺少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習慣。(北京人民網)

今天中國人顯得“無禮”的另一個原因,是傳統生活方式與現代社會的衝突。就如農村人不適應城市交通規則、隨地吐痰、大聲說話、赤膊一樣。在田野上長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與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種複雜的規則所限制。(天津北方網)

與“人口過剩導致社會粗俗化”有連帶關係的另一觀點認為,不文明行為是由資源匱乏導致的恐慌造成的。但臺灣女孩丁癑不贊成這種觀點,“要講資源匱乏,整個亞洲都資源匱乏。”日本“新幹線”的擁擠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鐵遜色。每個車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專門負責把乘客往車廂裏推。一邊推一邊鞠躬,畢恭畢敬地說“對不起”。乘客知道空間有限,都拼命收縮自己。“不像在大陸,有些人自己要擠進去,還恨不得把別人擠下來。在車廂裏,胳膊和腿都伸得很開,拼命占地方。”(廣州《南方週末》)

2、國人失禮癥結 缺乏公共空間基本禮貌
對於國人在境外旅遊中的不文明行為,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務員張利深有體會。除了加塞、隨地吐痰等常見“症狀”,張利印象尤為深刻的是國人的“紮堆”和“大嗓門”。

上海學者朱大可認為,中國人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肆無忌憚地大聲喧嘩是其中一種表現。此外還有碰撞別人後毫無感覺,也不致歉;在車上哄搶座位,拒絕向老人和孕婦讓座;隨地吐痰和小便,吃飯時大聲咀嚼。(上海東方網)

在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看來,“缺乏公共空間的基本禮貌”的原因是國人對嬰兒排泄習慣的訓練太過隨便。在傳統時代,一般讓孩子穿“開襠褲”,可以隨時隨地大小便。受這種教育長大的人,當眾擤鼻涕、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在人群中放屁,吃飯時將骨頭吐在桌子上,把公共場所當作隨便可以丟垃圾的地方,不守時間,不守規則,對身體的動作不去控制等,就都不奇怪了。

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寫道:“將‘糞便’任意地倒入客觀世界的傾向還包括:在公共場所,動輒毫無節制地將怒氣和敵意發洩在陌生人身上,以及一種克制不住的侮辱別人的衝動。”(美國中文線上)

3、文革貽害深遠 “階級鬥爭教育”過度氾濫
尋找“近因”的時候,很多人將今天國人的不禮貌行為歸結于“文革”遺風。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學生,參加過幾次武鬥和抄家,再上山下鄉一圈,隨地吐痰和國罵就都學會了。”

上海學者朱大可還認為,社會公共禮儀缺失,跟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密切相關。把所有人都視為假想敵,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視為階級鬥爭的一部分。毫無疑問,對於敵人,我們是無須講禮貌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種革命倫理學在21世紀並未消失,而是轉型成了資源匱缺下社會競爭的殘酷邏輯。我們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過度,也就是“鬥爭教育”過度。

此外,幾位學者都認為,中國近百年的急遽變化導致社會出現斷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稱謂失範。在傳統社會裏,長幼尊卑、親疏遠近各有稱謂,1949年之後,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樣,又有了特殊的含義。(上海東方網)


三、文明公約頒佈 能否改觀“醜陋的中國人”?
1、提高遊客素質 不能僅靠立法
中國遊客怎樣做才是彬彬有禮、怎樣做才有利於維護中國人良好的國際形象,今後有了具體參照。10月2日,中央文明辦、國家旅遊局正式公佈《中國公民出境旅遊文明行為指南》和《中國公民國內旅遊文明行為公約》。其中條款包括“不強行和外賓合影,不對著別人打噴嚏”等。參與公約起草的專家樂觀地認為,今年內就有可能收到效果。但是,這種看法未免顯得過於樂觀。(河南大河網)

出國旅遊時,在羅馬的一個叫西班牙廣場的地方,沖來一隊喧囂的中國人,他們提著大包小包,挎著最新款的相機和攝像機,興奮地叫喊著。導遊也高聲招呼著。他們輪番合影。最後集體留影時,有人展開一條橫幅,又有人帶領大家呼口號:“××(公司名)明年會更好!”連呼幾次,並舉手做V字。

當時我遠遠地站在圍觀者中,也為他們感到臉紅。但是我又想,覺得此類事情並不可以簡單地拿遊客個人素質作判斷。試想一下,如果我恰好在這家公司,從來沒有去過歐洲旅遊(多數中國人都是如此),被選中以後會不會拒絕?如果不拒絕,在這類活動安排中你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廣州大洋網)

其他被列舉的醜陋行為如插隊、擋道、吵架、過度照相和購物、夾帶自助餐等等,往往都是在人多勢眾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如果你觀察進城的民工分別在獨處時和紮堆時的表現,你會發現情況完全不同:獨處時由於害怕而謹慎觀察和模仿,紮堆時則張揚自己的方言和習俗。從心理學上說,張揚和排斥都源自在陌生環境中的自我保護本能。這就是為什麼有些集體活動中的遊客在境外表現得比在國內更不文明。

提高遊客的個人素質,如果靠大聲呵斥、舉國運動乃至簡單地立法,而不是對個人處境的體諒、對個人意識的強化和對個人責任的喚醒,即便不是南轅北轍,最正面地說,也只能說是以毒攻毒了。(北京國際線上)

2、少些文明公約 多些具體指導
在“黃金周”這個幾乎全民皆出遊的特殊日子裏,出臺這樣的“公約”與“指南”,顯然是有其針對性及警示意義的。問題是,該公約能否如專家所願,能對提高國民素質和文明修養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呢?

如果把這樣一個宏大命題讓一個弱小的公約與指南來承載,顯然是不現實的,乃其不能所承受之重。這種頭疼醫頭、腳疼治腳式的應景公約,僅僅是在“恰當的時候恰當的地方施加於恰當的人”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對某些個體或某一群體產生約束作用,而卻難以產生普適的、持久的、如宗教般的信仰與遵守。可能過不了幾天,這種“公約”就會在那些“施加於恰當的人”的心目中了無痕跡,而那些“不恰當”的人,就更不知道公約為何物了。而公約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而難以化為國民持之以恆的文明之表現。(北京中國法院網)

文明公約和指南所列舉的約定在現實生活中的缺失,以及國民在出境游中表現的不文明行為,是國民公共精神和規則意識的缺乏。像被魯迅先生所痛斥的“隨地吐痰”這一國民“劣根性”,這麼多年了,之所以依然頑強地存在,這也說明僅有痛斥與公約是難以根治這個“活著的傳統”的。再就是,這個所謂“公約”與指南,僅僅是一個單向度的價值指向。這個公約僅僅著眼于如何維護中國人良好的“國際形象”,而不是從一個公民基本的行為規範處著眼。國人在國內隨便慣了,正所謂本性難移,很難指望到了國外就會“彬彬有禮”了。而實際上,培養國民的素質和文明修養,在家的形象才是長久的,沒有“國內形象”,“國際形象”也只能是空中樓閣。(山東大眾網)

國際關係學院文化與傳播系教授郭小聰則認為,“少一些文明公約,多一些具體指導。”有關部門應對不文明行為分級,“離動物行為越近的越不可容忍”——隨地吐痰,赤胸露膊,公共場所脫鞋襪,挖鼻子等都屬此列。次之,是不排隊、加塞、惡語相向、上廁所不沖水等沒有教養的行為。再次之,是對國外文化不瞭解或者文化素質不高,比如在教堂、寺廟裏行為不慎,吃飯時猜拳行令。

對於“動物行為”和“無教養行為”應以明確的規則禁止,而基於對“國外文化不瞭解”而產生的行為,旅行社等相關機構應盡到提前告知的義務。在網上,與旅遊不文明行為一起徵集來的“提升公民旅遊文明素質”建議中,也包括一些對旅行社行為的限定,“組團出遊之前,說明目的地的風俗習慣、禮儀規範、民族禁忌及行為方式”。(廣州《南方週末》)

3、先有制度文明 才有素質文明
“中國人為何無禮”是一個老問題了,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制度“無禮”,因而想站穩腳跟或想出人頭地就只能順從於“無禮”,否則就要遭遇“劣幣驅逐良幣”,久而久之“無禮”自然要形成習慣。這就是為什麼古老的禮儀之邦,昔日周邊鄰國的學習榜樣,今天居然會在基礎的禮儀方面出問題的原因所在。

那些所謂“文明的西方人”,並不在於他們的人性本身有多麼文明,而在於他們在後天所受的制度薰陶比較文明。中國人需要學習的不是“文明的西方人”,而是能給西方人帶來文明的制度。類似文明禮儀培訓之于素質文明,最多只能治標;而治本的辦法,必須要首先打造中國的制度文明,讓文明在這個制度裏遊刃有餘,讓不文明寸步難行,讓大家在“付出”文明時都有“收穫”文明的預期,讓一切領域內的不文明都能受到制度的約束,這樣才會有中國的素質文明。(廣州南方網)


四、復興傳統文化 重建中華民族道德規範
1、彌補文化缺失 規範國民“自我意識”
眾所周知,中國人其實是最在意周圍人評價的。中國人為人處事,都要看周圍人的反應。毋寧說,為了周圍人而刻意約束自己的行為,正是中國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有著這樣一種文化背景的中國人,怎麼會和不顧他人而自行其事的不雅行為搞在了一起?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深究。在我看來,如果一定要和文化相聯繫,也不是不可以,但需要說明的恰恰是,這些行為體現的不是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而是以一種扭曲形式反映出來的對中國文化的反叛。

中國人在那種為別人、而不是為自己活著的氛圍中,壓抑得太久太久。改革開放和實行市場經濟以後,中國人才終於逐漸有了自我意識,這種自我意識和自主意識,反過來促使人們對“為別人活著”的傳統文化產生了懷疑,乃至反叛。而自我的“解放”很容易從最表層以一種畸形的、自我放縱的形式宣洩出來,於是隨地吐痰、大聲喧嘩等等,便成了部分中國人的行為“特色”。說得確切些,隨地吐痰、大聲喧嘩等等,不是“中國人的陋習”,而是“當代中國人的陋習”,是“轉型期綜合征”的一種表現。表面的陋習,折射的是深層次的文化缺失。改掉一個陋習容易,重建文化卻不是一載兩載的事情。(北京《新京報》)

當局需要做的,絕非僅僅改變出境遊客的不文明行為那麼簡單。建設法治社會,改造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在全社會重建道德誠信,才有希望在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中華文明的鳳凰涅槃。(廣州南方網)

學者郭小聰認為,禮儀的背後要有文化的支撐。“文化影響與政治、軍事、經濟不同,不是國家機器可以有效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蘊含於民眾心裏。而‘文化’一個令人神往的特徵是,它很少像軍事、經濟因素那樣引起國家間的緊張、嫉妒甚至懷恨。比如我們不會嫉妒有莎士比亞的英國。有讓世界心嚮往之的精神創造的民族才會獲得別人的尊重,而且這種創造常常會讓本民族的文明水準獲得大幅提升。”(廣州《南方週末》)

2、貫徹“八榮八恥” 重建中華民族道德 
今年“兩會”,胡錦濤在看望政協委員時強調,要引導廣大幹部民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持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鬥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胡錦濤提出的這一民族傳統美德和時代精神相結合的榮辱觀,實際上回答了究竟應該確立怎樣的價值標準和道德原則問題。“八榮八恥”讓生活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裏的人們,找到了鮮明的是非尺度,找到了價值和道德底線的歸宿感。(海南《海南日報》)

古人云:“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所以,明是非、知榮辱、辯美醜,乃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標準。清代思想家龔自珍說:“士皆知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可見,是否知榮辱不僅關係到個人的品行和人格,而且關係到民族、國家的興衰。(廣州金羊網) 

“八榮八恥”把祖國、人民放在了前面,而避開了政黨政治、也避開了社資的爭論,這在中共執政史上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以前與此類似的“五講四美三熱愛”中的“三熱愛”即是“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北京人民網)

3、構建和諧社會 實現文明之所必須
“和諧社會”、“和諧城市”、“和諧社區”、“和諧家庭”是今年大陸最熱的話題之一。現在中國大陸高層提倡建築“和諧社會”,是十分及時的。只有在一個和諧的社會裏,人們才能自覺地講禮儀,講文明。而要做好這一點,當政者注重社會的公正和公平,是一項重要的工程,也是實現和諧社會的前提。這中間包括建立健全的社會體制、用人制度,消滅權錢勾結,縮小貧富差距,等等。(法國《歐洲時報》)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僅在人際關係方面,強調“和為貴”,提倡寬和處世,協調團結。孔子提出的“以寬厚處世、協和人我”的理想人格,就是為了要創造和諧的人際環境。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則集中表達了對人與人和諧關係的追求。(北京《光明日報》)

要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殊為不易,難度極大。主要的困難在於:
①,和諧社會的目標不是低層次的,十分之高,不是輕易可以達到的。從目前的輿論來看,和諧社會的主要定義,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理想社會了。公平、包容、富裕等等,都出現在和諧社會的概念之中。事實上,社會要和諧,離不開穩定與繁榮,離不開公平與合理。在當前的中國,如何做到公平,是一個重大的新課題。

②,和諧社會在中國實現的難度之大,是與國情緊密相關的。中國社會差距大,地理的差距、經濟的差距、文化教育的差距、社會階層的差距,構成了複雜的多元的社會,摩擦的機會多,和諧的機會來之不易。這與西方發達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諧社會的實現是在經濟高度發達之後才實現的。與西方相比,中國是超前追求實現和諧社會。

③,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其實是要重建中國社會的現代文明,其中觸及到了民族的思想深處,要求人民的思想意識要作革命的變化,要拋棄很多舊的思想、舊的傳統。這是不容易的。僅僅以包容性舉例,和諧的重要方面,離不開包容,但是要做到廣闊的包容,中國社會還有相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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