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私營企業家乃中國之榜樣

美國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最近訪問中國的時候,將第一站選在了浙江省會城市杭州。人們認為,這一精心安排顯示出保爾森對中國未來系于何方的看法。

人們早就應該關注浙江經驗了。保爾森與那些遊覽上海摩天大廈的前任不同,他深諳中國奇跡:該國令人矚目的發展源自一種在其他地方同樣創造出增長和財富的動力,這就是自下而上的創業精神和基於市場的金融環境。正確認識中國傳奇的時候到了,而理解浙江的興起,正是這麼做的最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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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浙江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列全國中游,今天卻已排名全國第四,僅次於北京、天津和上海。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不公平的比較。上述三個排在浙江前面的地區都屬於直轄市,沒有農業部門。浙江儘管工業化程度很高,但仍擁有大量農村人口。若在可比的基礎上比較,浙江是中國最富有的省份。

讓我們看看有關財富創造的其他一些指標。中國政府公佈的資料顯示,2004年,浙江城鎮居民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是上海的5.3倍。儘管上海的人均GDP更高,受到外國人稱讚的摩天大樓更多,但在浙江和上海之間卻存在這樣的差距,這是為什麼呢?答案是,在浙江,更多的人擁有並經營著成功的小企業。同一份調查資料顯示,浙江家庭的平均創業人口是上海的3.4倍。

財富創造和蓬勃的創造力,極好地闡釋了兩種模式之間的差異:一種是自下而上、創業型、市場導向型模式,另一種模式則依賴於大規模政府投資、國家行業政策以及得到政府大量補貼的外國直接投資。如果中國其他地區像保爾森所希望的那樣,都採用浙江模式,那麼中國將十分幸運。

浙江模式也為中國面臨的兩個棘手問題提供了一條出路——發展緩慢的農村地區和陷入困境的銀行體系。中國官員經常主張,他們需要引進外國管理技能,來解決該國的銀行業問題。其實他們只需要到浙江看看。浙江的銀行是中國業績最好的銀行。一位銀行經理告訴我,他的浙江分行的利潤,相當於該行在中國所有分行的利潤總和。其原因既不神秘也不複雜。浙江的銀行早就開始向私營企業放貸,遠遠早於中國其他地區。如今,浙江已經擁有了一個健康發展的企業部門,能夠進行明智投資,並如期償還貸款。

許多人都忘了,在上世紀70年代,浙江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這就是浙江模式和中國農村問題解決路徑之間的關聯之處。中國農民極具創業精神。浙江省如今那些規模最大的企業,許多都是在80年代由農民企業家創辦的。作為中國資本主義的前哨,浙江溫州在上世紀80年代還是一個農業小鎮。不管西方經濟學家怎麼吹噓外國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對於消除貧困的作用,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在消除貧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80%歸功於上世紀80年代的前5年,而當時,中國沒有外國直接投資,貿易量也非常小。

真正起作用的是中國農村地區的有利環境——不僅農業的貿易條件有所改善,還放鬆了管制,減少了政府的干預,改善了中國農村地區的融資途徑。

僅有企業家精神並不能創造價值;它必須與資源和產權保護相結合。在企業家精神與資源結合方面,浙江省的工作做得比較好。要採用浙江模式,中國政治精英就要從根本上扭轉對農民的看法。20世紀90年代的觀點認為,農村問題就是勞動力補償問題——需要引入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建立大量工業區,以便創造工作機會。這種觀點不能算錯,但過於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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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officemei | 2006-10-11 22:16 | ■浙江